距汶川大地震爆发已有一个多星期，国内外的注意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到对灾害遗孤的关注上来。无论是民政部门的热线还是互联网，已经有大量的单位、团体和个人表示出对孤儿收养的极大热情。虽然民政部门对于地震灾区孤儿的认定还有些时日，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有关收养、助养等的前期工作，孤儿们终将被带离家乡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灾区的孩子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归宿吗？

现状——站在前台的孩子
        我们不妨先看看媒体中地震孤儿们的形象：主持人往往这样介绍，“他（她）是大地震中的孤儿，父母双双遇难。地震毁了他（她）的家，但是他（她）很坚强，很少哭……”然后镜头特写舞台上孩子们哭泣的脸，以及在场大人们的唏嘘。就宣传策略来讲，似乎只有展现出孩子们最悲惨的一面，才会获得更多外来的援助。于是，我们不断地看到，越来越多的地震孤儿被放置在前台。让人担忧的是，这些来源于外界的过度关注，最终将共同完成对“孤儿”角色的建构。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，在对大地震实施救助的“场域”中，失去亲人们的孩子们被建构成“孤儿”的社会角色，这种社会角色在不断的前台表演中被强化。随着孩子们面临的各种形式的救助，他们也就逐渐地被灌输进一整套与“孤儿”有关的性情倾向，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救助模式对他们的角色期待。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，并很有可能内化为孩子们的“惯习”，让他们从此成为本文化中的另类。
在被建构的过程中，孩子们是无声的。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？谁将决定他们的去向？民众们震耳欲聋的热情早已淹没了孤儿们弱小的声音，他们似乎被罩在一张大的“救助网”里，朦胧地看不到他们的未来。　

回顾——唐山大地震的启示
        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，共留下了4204名孤儿。国家先后在河北省邢台市和石家庄市建立了两所育红学校，唐山市也办起71所育红院，共收养了1000多名孤儿。此外，还有相当多的孤儿由亲属们领养。
有统计显示，在所有人群中，地震对孤儿的影响最大，虽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，但他们的内心却被永远地改变了。学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接受调查的1000多名孤儿中，早恋孤儿占42.1%，早婚孤儿占已婚孤儿的24.4%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关于“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”的调查研究显示，“失去父母后的自卑、封闭自我、缺乏社交，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……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，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胆小怕事，女性则显得很柔弱。”另一项名为“唐山地震孤儿21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”的学术研究显示，孤儿之间性别、年龄等的差异会影响他们未来对于工作、家庭、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等的应激性，而决定其生活质量的仍是孤儿心理状况的“正常化”。
可见，大地震给孤儿们带来最大的创伤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，而孤儿彼此之间的个体差异，也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。在孤儿救助问题上的，及时、恰当的决策，对减少孤儿心理问题、增强应激能力、促进心理健康水平将具有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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