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积累，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，包括评价范围、原则、程序、方法和技术等。在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，明确要求对国土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规划，区域、流域、海域开发利用规划，以及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业、能源、水利、交通、城市建设、旅游、自然资源开发等10类专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由此，不但将环境影响评价上升到法律高度，而且首次将规划环评纳入评价范围，并赋予其重要的战略地位，被誉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大完善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审视整个环评法中，尚无“社会影响”的内容，有关社会部分的内容也仅限于对公共参与的程序性要求。目前国际上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重点已逐步向战略评价环节转移，强调从整个决策链（战略、政策、规划、计划、项目）的源头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，而我国绝大部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都还集中于项目评价。可以说，与当前逐步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，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，所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，法律保障、评价标准和方法，以及专业化的管理、评价机构都较为缺乏。

       “社会影响”作为社会影响评价的对象，是指任何公共或私人行为的后果，带来人们生活、工作、游憩活动中相互关系和组织协作方式的改变，以及在文化层面的影响，如规范、价值观、信仰的改变，从而指导他们对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，并使其合理化。一般广泛涉及对审美、考古、社区、文化、人口、经济、性别、健康、原住民、基础设施、制度、政治、贫困、心理、资源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。关于社会影响的评价变量和指标体系，各国学者和机构都已拥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。

        参与式的社会影响评价，尊重并承认受影响群体对他们亲身所受影响进行评价的权威性，将有效促进评价的针对性和说服力。其基础就是要求规划、评价与管理人员真正参与到和当地群体的对话、协商中。项目策划中，我们将灾害管理与社会影响评价相结合，将小流域管理与社会影响评价相结合，将社区发展与社会影响评价相结合。希望通过预测、评价项目与社区人文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适应程度，将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对社会因素的关注纳入项目进程，为决策者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及社会可接受的建议，尽早预防、避免灾害，缓解消极的社会影响或社会问题，并为项目地区的人口提供更为广阔和可持续的发展机遇。